一、北伐战争包括:护国运动 护法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the First Chinese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随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7月12日至18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中旬进占福州。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1927年3月，帝国主义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的南京惨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叛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政变）。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二、有什么报纸报道过护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黎元洪坐在家里，一群革命党人冲进来，乌泱泱地大声叫喊。虽然身经百战，但看见这样的阵势黎元洪还是有些慌乱，不知所措间，终于弄清这群革命党人的目的竟然是要推举自己为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又惊又喜，差一点笑出声来，但又忌惮清廷，只好憋着。在袁世凯之前，黎元洪成为剽窃革命成果的第一人。黎元洪出身北洋水师，当了十二年的海军，甲午海战后，所在军舰搁浅，跳船逃跑躲过一劫。之后便离开海军。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和南京兴练新军，大搞洋务运动，期望“师夷长技以自强”，31岁黎元洪投奔而来。有北洋水师学堂的文凭，又有海军经验，为人也算谦虚诚恳，张之洞甚是喜爱，立马委以重任。在张之洞的支持下，黎元洪大胆改革，兴练新军，而且是水陆并进，不到十年，黎元掌管了长江舰队和湖北陆军，成为湖北军界的头号人物。 1906年，清廷举行秋操（演习），黎元洪带领的湖北新军表现优异，力拔头筹，黎元洪一跃成为清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与此同时，他还在武汉开设“武高等学堂”，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到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已经是湖北的三号人物，是湖北军方的一号任务。但，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在全国范围内，还不算什么人物。湖北新军里面革命党人很多，一向“爱兵如子”的黎元洪不是不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前，黎元洪预感到事情不妙，早早地就把手下重要人物都以开会的名义“保护”起来。面对拥戴自己的官兵，黎元洪内心是喜悦的，他肯定想起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他没有赵匡胤的实力和自信。因为知道自己实力不济，所以才会有所顾忌。“不接受湖北军政府都督一职，革命党人不会善罢甘休；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要求，对这些起义的官兵适当加以约束，即便日后失败，也不至于有太大的罪责。里里外外想过一遍，接受大都督是一笔赢面很大，基本不会亏的生意。”于是，黎元洪“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革命党的拥戴。与此同时，他做了几手安排：而黎元洪能被革命党人推举，也是有原因的：没有人能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意味着什么，当然黎元洪也没想到后果。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终于被这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袁世凯力劝满清皇族退位，清军和革命党军握手言和，辛亥革命以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式和平解决。由此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结束了，从此走向共和。就这样，黎元洪成为武昌起义的第一功臣，袁世凯说“公本首义，凯受其成”，甚至说他“推翻清室，功在国家”。孙中山也说他是“首义的第一伟人”，不仅在国内，全世界的各大报纸，都在争相报道黎元洪，并都给予最高的评价。武昌起义领袖，就光这一下，就捞足了资本，把革命党人的革命成果全部收入囊中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这是妥协的产物，基本上被三股势力把控：袁世凯实力最强，最终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大总统的职位，而黎元洪也想觊觎大位，但实力和名望都还差了一些，只好屈居副总统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互相都没有信任度，而黄兴和宋教仁对袁世凯更是极度不信任，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黄、宋二人和孙中山也不对付，路线之争颇为激烈。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就周旋在这几股力量之间，左右逢源，经常用些“驱虎吞狼”之计，一会支持同盟会，一会又支持袁世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极力举荐袁世凯，称“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南北议和能快速达成，国人都能享受共和带来的好处。袁世凯居功至伟，为什么不能选他呢？”于是联袁反孙，在湖北大力捕杀革命党人。 1913年，在袁世凯的谋划和黎元洪的鼓吹下，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而黎元洪依旧是副总统。 1915年，袁世凯称帝，第一道“圣旨”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自然是看见了大势，坚辞不受，更看清袁世凯的行为不会有好结果。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看见全国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只好取消帝制，不久就因尿毒症死去。在袁世凯去世的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他就任大总统有三个原因：又一次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次如愿以偿，登上大位。但拥护他上台有绝对实力的段祺瑞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黎元洪忍无可忍，便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这恰给张勋提供了借口。张勋从徐州率领5000辫子兵进京，拥立溥仪复辟，黎元洪受惊躲进日本公使馆。段祺瑞从天津进京，剿灭张勋，居功至伟。至此，黎元洪也就没办法再当大总统了，退隐天津，开启了“实业救国”的生涯。黎元洪能当上副总统，并当上大总统，有投机成分，但也确实是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黎元洪下海经商，五年时间内颇有成绩，他说“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在这五年间，各国都被各路军阀分地占领，接任黎元洪的徐世昌，实在受不了各路军阀的夹击，主动辞职。各路人马都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但又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又有人想起了黎元洪。于是，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就这样，黎元洪又回来当上了大总统，第三次黄袍加身。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倒是想做些事情，但虽有大总统之名，却无大总统之实，一年不到就让黎元洪心力交瘁，无以为继，远赴日本，离开了这个是非和伤心之地。傀儡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一生投机，什么都得到了，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得到。黎元洪确实可以算作运气好的人，他能在那么多关键的历史时刻中被关注，并被“委以重任”也足以说明他的实力。这是他的成就。
在历史大潮中，黎元洪更像是一片飘在浪头上的树叶，虽然显眼，但却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他的悲哀。纵观黎元洪一生，他在那个历史时期，能耐不大，也因此危害很小，这算是他留给历史的正向价值吧。
三、护国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在地处偏远的云南
第一，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宣传、直接发动的结果。1914年孙中山派吕志伊回云南进行发动工作。吕志伊回到云南，以中华革命党“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的宗旨为指导，在滇军中秘密传播反袁思想，决定了云南反袁的四项办法，介绍了在滇军中有一定影响的田钟谷、李文汉加入中华革命党。
第二，云南人民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具有武装革命的传统。1911年辛亥革命时，云南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中华民国地方政权。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云南人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他们拥护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制，反对君主专制复辟，对袁世凯的帝制行为痛心疾首，决心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第三，云南是袁世凯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在二次革命后，云南已成为全国当中革命力量保存得较好的省份。滇军里有许年轻军官是同盟会员，如罗佩金、邓泰中、唐继尧等，他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民主革命思想对他们有较深的影响。由于云南长期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革命势力在云南能站得住脚。
第四，云南有一支受过辛亥革命锻炼的军队。滇军中有大指国内外院校毕业的军事人材，如蔡锷、刘云峰、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等。由于长期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军队具有较好的战斗力。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是云南敢于首先举起反袁护国义旗的重要因素。
第五，唐继尧参加反袁，是能统一利用云南的政治、军事、财政力量，全面筹备起义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条件。唐继尧是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逐步走向反袁的。参加反袁后，他就召集滇军反袁军官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使滇军领导人看清自己的力量所在，各派反袁力量也得以互相了解，一致行动。这为发动起义做了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